內地飲用水尷尬：在用100年前技術來處理100年后的水
2014-01-22 09:04:36
標準高懸，業內經過數年艱苦努力卻仍力不從心，“這的確是一種尷尬”，中國疾控中心環境所一位要求匿名的研究員稱。
飲用水水源污染、水廠處理工藝落后、輸送管道二次污染……諸多因素，導致飲用水新國標還在空談。
水源之憂“琉璃河……極清澈，茂林環之，尤多鴛鴦，千百為群”。800多年前，南宋詩人范成大出使金中都(今北京)，看到的是這樣一幅水墨山水。時光荏苒，昔日勝景不再。2011年夏天，來自北京科技大學生態系的王京京同學，走在同樣流經北京的肖太后河畔，臟乎乎的河水和難聞的味道，令其掩鼻。
后來，王京京取了一些水樣，拿回到學校實驗室。果不其然，檢測結果顯示，肖太后河氨氮嚴重超標，水體存在富營養化問題。
這讓王京京靈機一動。作為2012屆本科生，為完成題為《北京市地表水水質檢測分析與評估》的畢業論文，其自此開始了對北京市地表水水質的系統檢測和分析。
從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這一研究課題持續了一年，布點采樣地為北京市境內的38條河流。
經由“單因子評價法”——這是河流水質的實驗室主流基本檢測方法之一的檢測，這些河流的實驗室檢測結果“憂多于喜”；尤其是主要分布在北京主城區、屬于北運河的17個檢測斷面中，達到V類水標準的，卻僅有3個。
對北京市自來水供水線路之一的京密引水渠，王京京一年中6次對其取樣檢測。結果發現，京密引水渠整體水質狀況良好，但在6次檢測中，重金屬鉛的含量有2次顯示偏高。
“要知道，按照當前大多數水廠的處理工藝，重金屬在飲用水處理的過程中幾乎不會發生改變”，王京京稱。
環保部對外公布的數據顯示，在“十一五”期間，“我國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積極進展”。與2006年相比，2010年國控斷面水質達到或優于Ⅲ類的比例增加了13.4%，劣Ⅴ類斷面比例下降了16.9%。
中國地表水質之不堪，一般人尚有心理準備；但是，地下水水質狀況之差，則更加令人詫異。
“中國一半以上的人口飲用地下水”。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趙章元研究員，就曾對中國118個大中城市地下水的監測資料進行分析，“彼時，全國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
“和地表水不一樣，地下水一旦被污染，很難治理”，趙章元說，“上世紀90年代至今，我并未觀察到這方面好的政府管理案例，地下水污染問題并未得到有效控制”。
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給水排水分會給水委員會副主任王占生教授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幾十年來，中國水源已受到不同程度、各種各樣的污染”。
“取水水源污染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飲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已經比較脆弱”，前述匿名研究員說，“自來水中最大的安全隱患來自有機物”。
國內外由水中檢出的有機污染物已有2000余種，其中114種具有或被疑有致癌、致畸、致突變的“三致物質”；但中國困于檢測水平，只能從水源中檢出100余種有機污染物。
比如，大部分城市自來水中的耗氧量(CODMn)逐年升高，不僅造成微生物死灰復燃，還影響口感。這些“三致物質”難以去除，是影響人體健康的最大隱患。
“在整個水環境惡化不可逆的趨勢下，飲用水源的枯竭也難以遏制”，王占生認為，“中國要改變飲用水水質危機，最保守需要30年”。
今年6月底，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全體會議，聽取了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關于城鄉飲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情況的匯報。匯報會上，杜鷹稱，“雖然城鄉飲用水安全保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矛盾突出，結構性污染依然嚴重，水環境質量堪憂，對飲用水安全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戰”。
百年差距
一個形象的說法是，中國的大多數水廠，是在用100年前的技術來處理100年后的水。
王占生教授指出，我國95%的自來水廠仍然在采用常規工藝流程，即“沉淀——加藥反應、混凝沉淀——過濾(依次為活性炭、石英沙、卵石)——消毒(液氯)——輸配水”。
這種凈水工藝沿用了百年，雖然局部有所改進，但原理和功用大抵不變，無法效去除溶解性有機物、氨氮和臭味物質。
新國標規定，CODMn應小于3mg/L，按照上述常規方法處理，只能去除30%左右，無法達標；此外，常規工藝還缺乏去除有機物的氧化與吸附技術。對自來水廠而言，因為水源持續惡化，許多水廠不得不不斷加大氯和活性炭粉末的用量。余氯殘留會對人體造成危害；液氯投放再多，這種“沉淀加消毒”的工藝，也只對細菌和微生物起作用，雖可杜絕傳染病，但對有機物、化學物質和重金屬無能為力。
“在水源水質不斷惡化的條件下，要使自來水達到新的水質標準要求，必須將常規工藝改造成深度處理工藝”，王占生說，即主要是增加去除溶解性有機污染、臭味與氨氮的能力。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即便是百年前的傳統水處理方法，“也常有水廠偷工減料”，“不少縣級水廠處理工藝不按設計規范操作，也無適當檢測手段，只是為了降低成本”。
目前，已有諸多水廠宣布，出廠水質已可達到新國標標準。那么，這樣的自來水，可以直接飲用嗎？
“顯然不行”，前述匿名的研究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中國目前自來水的安全隱患，除了上游水源污染，更多來自于輸配水管道的二次污染。自來水從水廠出來后，要經過密如蛛網的地下鑄鐵管、鍍鋅鋼管或UPVC塑料管，流到千家萬戶。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難免被污染。
比如，諸多高層建筑采用二次加壓系統，開放式的水箱、蓄水池沒有定期清洗、消毒，諸多閥門、龍頭腐蝕等，都會造成水質直接下降。
前述匿名研究員提供的數字稱，供水管網問題，可使出廠水水質下降20%。住建部一項調查結果也顯示，中國目前的供水管道中，水泥管約占13%，灰口鑄鐵管約占50~80%，鍍鋅管約占6%，“輸配水管道老化問題嚴重；而管道年代越久，出廠水壓力越大，漏水率越高”。
缺失的執行
目前，全球具有國際權威性、代表性的飲用水水質標準有三部：世界衛生組織的《飲用水水質準則》、歐盟的《飲用水水質指令》以及美國環保局的《國家飲用水水質標準》。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飲用水標準，大都以這三種標準為基礎，或進行重要參考，來制定本國國家標準。
國家發改委公眾營養與發展中心飲用水產業委員會李復興主任介紹說，中國自來水的新國標與國際標準基本相吻合，“但從目前的水業現狀來看，高懸的標準與薄弱的現實基礎，差距巨大”。
前述匿名研究員稱，新國標發布雖超過5年，研究工作雖做了不少，“但工程層面的行動卻非常不夠”，“縣級以上的城鎮，約有一半以上甚至還未能達到1985年的35項標準”。
特別是，西部一些小城鎮的水廠，甚至缺少基本的消毒和檢測手段，出廠水水質基本取決于水源水狀況。
“當時制定新國標時，上面給的要求就是比照國際水準”，一位參與新國標制定的業內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現實基礎不具備的條件下，新國標之所以趕在2006年頒布，重要原因是要配合2008年北京奧運會”。
那么，新國標能夠起到的監管作用究竟幾何？
“自來水可以通過衛生防疫部門低頻率的檢測，貼上‘達標’標簽，順利進入城市供水管道”，前述匿名研究員介紹，雖然標準相差無幾，但中國水廠的自來水水質檢測頻率是4~8小時一次；相比之下，德國水廠自來水水質檢測的頻率，卻是一小時一次。
外人不知道的一個情況是，水樣檢測的價格“高得嚇人”。前述匿名研究員透露，一個水樣做完106項檢測，需花費2萬元以上；其中的42項檢測，也至少需要5000元以上。
所以，減少檢測次數，成為諸多自來水廠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
“新標準的實施，需要配套的財政投入”，前述匿名研究員反問，“如果國家財政不投入，水價不調整，如何改造水處理設施和管網？又如何提高監測能力？”
對于中國公眾而言，其飲水安全意識正在逐步增強；但新國標對于他們獲知自來水水質信息究竟能夠產生多少幫助，尚未可知。
今年7月上旬，南京市民程淵和李春華，將“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表”寄往全國32個省會城市的35家自來水廠，要求公開7月1日國家強制實施新國標以來，各自來水廠第一次對出廠自來水進行水質檢測的數據；但截至目前，兩位南京市民收到的回復寥寥。
催生商機
在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專項匯報會上，發改委杜鷹直言：“在城市飲用水安全保障方面，還存在水源地水質狀況不容樂觀、部分地區供水能力不足、供水水質不達標問題突出、體制機制有待健全、法律法規和配套政策亟須完善等五大問題；而農村飲用水安全保障也面臨供水設施較為薄弱、工程建設管理難度大、工程長效運行機制有待完善、水源保護和水質保障相對薄弱、基層管理和技術力量不足等五大挑戰；目前，我國農村集中式供水人口受益比例還不高，由于部分地區水源變化、水質污染、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提高、早期建設工程老化報廢、移民搬遷等原因，又新增了部分飲水不安全人口。”
問題即商機，“這會給相關行業帶來利好”，前述匿名研究員稱，新國標頒布以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昆山、平湖、嘉興等地已上馬水廠的深度處理設施。
但是，新國標出臺后，隨著一系列技改投入，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水價上漲，以及對固有的水業格局和水權分配帶來沖擊，“這是連鎖的、顛覆性的改變”。
截至2011年年底，全國公共供水企業虧損面為31%，資產負載率超過50%，“大部分水廠難以承受檢測設備和管網改造費用的大筆開支”。
王占生認為，中國自來水廠凈化工藝，應從第一代的“混凝、沉淀、過濾、加氯消毒”，直接跨越第二代“臭氧、活性炭為核心的深度氧化”技術和第三代“超濾膜組合工藝”，直接升級到第四代的“納濾技術”，已是業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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